所以，建议有关方面对修改这两部法律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，做充分的预估和权衡。

进入专题： 宪法修改 宪法功能 宪法权威 。目前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已基本形成。

尤其是逐步完善与国家法律并行不悖的党内法规体系，能够规范在政治上代表人民行使决断意志的中国共产党，为政治实力提供规范闭环，防止任何推动改革的力量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。因为改革者的命运以及对改革的评价，都将面临很大的不确定因素……容易使改革者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和政治风险。因此，这段时期被称之为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做事实准备的过渡时期。彭真在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开篇便坦陈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……国家的政治生活、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彭真在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》中阐明八二宪法的重要依据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和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。

第三，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质是解决国家与社会，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利益分配。宪法在法治建设中的地位愈加凸显。因此，在民主集中制与人民民主专政的背景下，所有国家机关权力正当性与合法性均源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，检察权也不例外。

（一）检察权性质的理论争鸣与反思 1.检察权性质的主要理论观点 我国宪法第134条规定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，明确地定位了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，确立了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权本质。二是要注意决策过程的公开。在我国，强调检察机关公共利益维护者的角色逻辑上更为融洽，既可以从宪法层面——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角色定位——找寻到依据，也可以从国家权力结构中找寻到依据。而具体到诉讼体制和诉讼制度领域，司法体制改革需要强化检察机关作为公权力的监督制约者地位。

随着社会、经济的发展，检察机关面临的业务也更为复杂、专业，下一步要及时因应社会形势的发展，进一步推进检察业务的专业化。进入新时代，尽管检察权外延和行使方式有了重大发展，不过，检察权的动态调整没有改变检察权法律监督权性质，反而巩固并发展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者的宪法和法律定位。

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，我国通过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方式，赋予了检察机关审前司法资源调控者角色。20年来的刑法修正，以56个新罪名和60个放宽入刑范围的罪名的确逐步扩大了实然犯罪圈。二是要强化授权，要进一步扩大检察官的办案权限，最大程度推进检察官的独立性。通过监察体制改革，监督体系更为科学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和其他监督形式各有所司。

2.法律监督的结构性基础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能定位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与历史渊源。一是打造监督、办案一体化机制。（三）检察权的动态调整与国家治理变革 检察权外延的动态调整、行使方式的日益科学化，不是无缘由的转变，而是因应国家治理任务的变革而进行的调整。另一方面，检察机关全程同步参与案件侦查，便于随时发现可能的违法不当行为，及时监督侦查机关依法办案。

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，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法则。明确检察建议作为法律监督措施，强调检察机关拥有调查核实权，以及加强对检察建议的督促落实，强化了检察建议的刚性。

最高人民检察院在《十三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纲要》中提出，要完善法律监督体系和工作机制，更好发挥检察监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的职能作用，提高检察机关的司法公信力。检察建议问题归根结底是检察职能的配置问题。

那么，应该如何发展我国的检察权？我国检察权形成和变革的规律已经昭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，即坚持检察权发展的一般规律，在坚持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权这一定性不变的前提下，根据时代任务和历史使命的不同，对检察权的外延和行使方式进行动态调整，从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体系的理论方案。最后，强化检察权的有责性。其理由主要是，受检察工作职责与范围的影响，检察机关有权追诉犯罪，同时又有查清事实真相、保持客观中立的义务。一方面，检察机关在第一时间对证据收集、提取、固定及侦查方向提出法律意见，引导和规范侦查机关侦查取证。顺应角色调整，检察机关公诉权的实质化改造成为改革的重要一环。检察机关通过提前介入侦查工作，一改过去对侦查进行事后监督、书面监督的做法，提前全面介入，实现了事中同步、全流程监督引导，从整体上强化了法律监督职能。

而从刑事检察权能中剥离出未成年人检察权能，除确立新的检察权能之外，也是平衡各项检察权能、综合服务于法律监督的改革需要。因此，推进我国的各项改革，需要加强对检察权作为法律监督权这一根本定性的认识。

同与不同：中国检察权形成的历史规律 经济发展、社会变革以及权力架构调整带动了检察权发展，又催生了检察权性质之问这一既传统而又现代的课题。另一方面，发挥检察机关在维护公共利益、公民权益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权，对违背公共利益的侵权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，以及对行政执法部门的违法行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，既强化了对公共利益的保护，也强化了对行政执法权的监督制约，诉讼是监督的主要手段，而监督又可以通过诉讼来实现，由此搭建起了由弱到强的制度体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一时期，《民事诉讼法》与《行政诉讼法》均规定了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，但因缺乏可操作的具体规定，实践中，检察机关并未充分发挥其在民事诉讼、行政诉讼领域的法律监督功能，反而逐渐形成了重刑事、轻民行的法律监督格局。

（二）检察权法律监督权性质的中国答案 检察权性质的理论争鸣启示我们，鉴于政治体制、法律文化等方面原因，从比较法意义上无法找到完全对应的参照系，在探索检察权的普遍属性与一般规律时，既要考虑到世界检察权发展的普遍性，更需要以我国国情为基本出发点与落脚点。民事检察、行政检察获得了独立授权，成为法律监督的重要内涵——检察机关除了聚焦于传统刑事、民事、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，也将法律监督的触角延伸至行政执法领域。而侦查权在追诉属性或是实体处分内容等方面均脱离了监督内涵，刑事案件侦查权在刑事诉讼中是相当明确的，有其本质属性，不能用法律监督一言以概括。属性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是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性质，是物质必然的、根本的特点。

尤其是在多种重大改革举措相继出台，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形式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更是如此。具体而言，在我国，简单地将检察权定位为行政权的思路，很难行得通。

2.行政权—司法权范式的中国难题 不可否认，西方检察理论具有一般性，但也要看到中国问题的特殊性。（二）进一步拓展检察权外延并强化其科学化运行 检察机关必须遵循检察权发展变革的一般规律，顺应时代需要，通过转变法律监督的理念，开拓法律监督权能的新形式，强化法律监督权能的制度保障。

实行派驻检察+巡回检察模式可以发挥两者优势，规避两者弊端，从而强化法律监督效果。需要指出的是，案件化思维和当前检察改革中的案—件比质效评价标准并不是相互矛盾的，两者是不同层面的问题。

就内容而言，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量刑建议已不再是检察机关单方的意志，而是检察机关、被追诉人甚至包括被害人等诉讼主体在内的合意，更代表了检察机关有司法公信力的承诺。因此，不改变这种行政化的管理体制，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就不可能得到根本保障。原因在于，司法权的内涵以及司法功能的多元维度，容易使得基于不同理论背景、经验认知的学者进行差异化分析。犯罪圈在扩大过程中，轻罪增多的现象比较明显。

第四种观点认为，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，检察机关的所有职能都统一于法律监督权，属于法律监督的一种形式。一方面，明确检察机关要通过回访、调查等方式，了解检察建议落实中的困难，帮助被建议单位落实检察建议。

可见，将检察权界定为行政权或司法权的观点，实质是对检察权的具体职能表现的归纳。由此，调整检察权与审判权的关系，需要先行确定量刑建议的法律效力，方能实现认罪认罚案件办理机制的社会效果、法律效果，进而探寻合理配置实质处断权的基本方案。

尽管如此，检察机关围绕检察监督进行积极探索与制度创新，使得检察权监督法律实施、保证国家法制统一适用的初衷未改。对此，一是要继续以员额制改革为抓手，明确办案主体和办案责任。